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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9日 星期三

Modernizing the Supply Chain

 for Industry 4.0



來源:offweek工控网

消費模式是一個時代的標誌,反映了公眾對那些影響他們家庭生活的新科技的日益擔憂。技術熱潮在本世紀初,被一股簡約主義的消費觀所取代,無論是產品數量選擇,還是對耐用消費品的偏愛,無不體現了這一簡約的生活方式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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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前沿技術將從根本上顛覆製造業體系,包括人工智慧(AI)、物聯網、高級機器人、自動化、可穿戴設備、3D 列印。這些技術與其他新技術如何演變與發展,它們的應用速度,將決定未來的製造業形態。

同時,我們正處於一個多邊世界,傳統強國勢力仍在,新興大國不容小視,局部地區衝突升溫。此外,一些新增不穩定因素,例如全球頻發的恐怖主義事件,也在悄然改變著世界格局。
  
最近,世界經濟論壇(WEF)與科爾尼管理咨詢公司,發佈了一份關於未來製造業的研究。這份歷時數年的研究認為,2030 年的製造業有四種可能情景 —— 顛覆式、中斷式、破壞式、下放式。
  
這四種情景是完全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我們應當如何做出正確的決策
  

顛覆式場景,工業 4.0 完美呈現
駭客猖獗引發網絡冷戰,同時主要技術持有商利用 AI 和虛擬現實等手段設計新產品,並與消費者產生更多的互動。至此,技術進步的有限利益,全部為投資者和管理者擁有,而這種經濟模式,並不能為沒有工作工人提供新的就業機會。
  
然而一切都顯得太完美。

2020 年一場毀滅性的網路攻擊案件,造成大規模基礎設施和生產中斷,我們才意識到我們生活在一個如此脆弱的現實社會中。變化多端的網路攻擊將我們置身於安全威脅、隱私洩露、穩定性顧慮、生產突然停滯的慌亂與無助之中。
  
世界又進入了一場空間戰。但這次不是在兩國而是在多個冉冉升起的強國之間展開,這是一場軍事、政治、經濟和商業世界的角逐,伴隨著尚未完全展開的數據革命。每個國家都需要為 AI 大戰做好準備,而不是坐以待斃。
  
2020 年出現的針對大型企業的 DoS,以及其他類型的網路攻擊,而今已經尋常的,不足以登上商業新聞的頭條了。駭客們透過物聯網設備發起 DoS 攻擊。入網設備(包括安全監控、數位影像記錄、家庭網路,甚至嬰兒監視器)無異於對駭客的公開邀請,因為它們具有「硬編碼」(用戶不可操作的)密碼和系統後門。
  

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初期,出現了一批 AI 駭客,專門執行特殊任務的智慧軟體,可以分析辨識數百萬個漏洞程式,最終造成關鍵基礎設施的毀滅性癱瘓,進而令製造業潛在收益,遭受大幅下滑的打擊。

這些新型武器都瞄准了通信網路、交通運輸、基礎設施、能源和電力、金融系統、政府營運,和私人部門的網路等基礎設施。而 AI 則在這場顛覆、爭鬥與背叛之戰中,扮演了輸送管道的角色。網路為新時代的貓鼠遊戲,提供了平台。
  
這些新技術的另一大幅作用,就是影響製造業發展的啓停效應。每一次解除攻擊使用的新技術和新手段,都是為了避免生產的再次中斷,但是卻加重了生產過程的負擔。因此,持續不斷的網路衝突,為經濟的恢復造成巨大的反作用。經濟學家相信過去的 7 年中,這一作用造成了經濟總量的 1.5% 的損失
  
這種不太理想的情況,導致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更大程度的經濟分層。各國政府頒布更多的商品與服務貿易、投資、知識產權保護,和技術進步方面的保護政策。儘管這種破壞性行為多針對技術和財富集中的已開發國家,但是戰火很快就蔓延到了地域措施更不完備的發展中國家。
  
隨之而來的網路冷戰,意味著國際社會處理氣候變化、消除貧困、恢復經濟,和打擊國際犯罪等,重大全球性問題的能力,已經大大降低。經過三年多的時間,網路戰已經發展到過去十年最為強大的階段,這個時期現在被稱為經濟成長與繁榮的「失去的十年」。
  

多數情況下,隨著攻擊級別的升級,政府往往採取高度的防禦性政策,以阻斷與網路攻擊的接觸。國家級的軟體程式,主要來自兩方面措施。一是激勵或頒布國家軟體政策,即時阻止惡意程式侵蝕經濟的行為,也為其他國家和地區提供標準的借鑒。其次是將國家級研發設施與國家經濟開發區相結合,得到實地驗證。這一結合不僅可以幫助發展新技術,也為保護製造業不受 AI 駭客攻擊提供了更高的保障。
  
然而,企業運作的模式,已經與過去十年大不相同了。商業模式不僅擺脫了勞動密集型的掣肘,而且資本密集度也大大降低了。高度分散(並受到保護的)的半共享經濟模式,在租車和飯店業發展出雛形,已經擴展到更多的行業,可以做到零組件、產能甚至電力供給,都實現共享。飛機之間共享引擎,庫存電力與鄰近的建築物分享……
  
「輕資產」的商業模式呼之欲出,價值只捆綁在知識產權上。少數廠商專業營運生產設備,以提高效率和推進技術進步,而主要技術持有商,利用 AI 和虛擬現實等手段,設計新產品並與消費者產生更多的互動。至此,技術進步的有限利益,全部為投資者和管理者擁有,而這種經濟模型並不能為沒有工作的工人,提供新的就業機會。
  
各國政府紛紛頒布應對舉措:對機器徵稅、提高企業稅、引入累進稅收系統,實施「基本生活保障收入」,以求完全打破職位與薪酬的直接關聯 …… 大量失業工人不斷調整,以適應新的現實和生活方式。失業和就業不足數量都大大增加,正規經濟向非正規經濟的轉型清晰可見。
  
有些領導人已經推動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回歸,但公眾的支持寥寥無幾,收效甚微。高度自動化的製造業基礎,仍然是工業產業的中流砥柱,早在網路衝突發生之前就出現,也是受 AI 駭客威脅最嚴重的部分。
  

與此同時,中小企業蓬勃發展,彌補了規模型製造商,無法轉化其技術稟賦所留下的空白。在一些前景看好的細分技術領域,出現了全國性的「超級專家」型企業,具有超強的垂直整合能力,能夠充分釋放技術創新的潛力。
  
消費模式是一個時代的標誌,反映了公眾對那些影響他們家庭生活的新科技的日益擔憂。技術熱潮在本世紀初,被一股簡約主義的消費觀所取代,無論是產品數量選擇,還是對耐用消費品的偏愛,無不體現了這一簡約的生活方式的轉變。
  

破壞式場景,經濟發展「孤島化」
本土化運動和關鍵生產要素的逆全球化趨勢,從根本上改變了製造業的未來。首先,規模較小的公司蓬勃發展,創業活動激增,全球化大企業的准入壁壘明顯增加。行動城市製造單元的到來。這些小型自主製造單元,被運送到各個國家,借助當地勞動力,進一步開發客製化的內容。
  
全球生存環境急劇惡化,然而人類所做的努力卻少之又少。全球氣候變暖,導致因海平面上升,而淹沒的島嶼國家越來越多,從而影響到的居民數量也在增加。

我們估計,全球約有 1.25 億人口因此陷入貧困狀態。自然災害儼然已經成為一種不太新鮮的新常態。持續高溫和極端惡劣天氣,也在重塑未來農業的格局。
  
本世紀 20 年代初,政府終於開始承擔起更多責任,來應對環境惡化。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政府,都竭盡全力減少碳排放,推出減排政策。電動汽車的普及率不斷增加,許多電力市場上也已經了發生重大變化。大量在建的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入網項目,正如火如荼地展開。
  
私人機構逐漸發展出,一種有效的合作模式。由企業和非政府組織所組成的聯盟,共同制訂清潔能源策略,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歐洲,透過這種模式的努力,建立了快速充電站,使電動車得到廣泛而迅速的普及。

在亞洲,由各國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共同發起的城市節能行動,已經取得了實質性的回報。在非洲,受益於跨越式發展和客製化技術,生態足跡顯著減少。在中東,「非油」經濟和社會體系建設方面,已取得了重大的進展。在西半球,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陽能的全面應用,已經改變了整個能源結構。
  
政府幾十年來養成的謹慎而僵化的作風,即使有再多的好建議,也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間改變。長期造成的公眾信任缺失,也不可能短時間內得到改善。


除此之外,公民還對大型企業的行為表示失望,不僅指責它們是環境惡化的罪魁禍首,而且控訴他們的全球化營運,帶來了收入差距、資源濫用,對工人的剝削,將私人利益置於公眾利益之上。這些不作為的政府和掠奪性的跨國企業,已經令公眾的不滿情緒到達了極點。
  
這些充分說明了為什麼幾年前,在全球範圍內發起了高度本地化的運動。轉折點發生在 2022 年,面對無可辯駁的證據,政府再一次,就如何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未能達成一致。疲軟的經濟環境,再次阻礙了他們做出正確的決定。
  
世界迅速變得更加本地化。消費者越來越關注食品的原產地,製造商和使用了什麼原料。由於小型手工生產商和中小企業,目前已經可以掌握添加劑製造技術,自主研發的高端客製化變成了主旋律。
  
數位原住民一代,對政府和商業機構失去信心,因此這一代人所驅動的新經濟,推動了權力下放到地方的「分散型」治理模式。壓力來自於扶持當地製造業,客製化和追求循環經濟。實際上,這是規模製造時代的結束。過去的規模經濟,如今遭到普遍的詬病。
  
多年前,跨太平洋夥伴關係、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等多邊協議,以失敗告終,成為逆全球化的開始。隨後的貿易緊張局勢,使得世界經濟成長減緩,特別對國外貿易佔比大的國家影響顯著。
  

這一階段最終開啓了社會經濟政策的新紀元。 幾個主要經濟體都設立了刺激地方工業,並保護其免受外國競爭的政府補貼,本土解決方案不斷湧現。這一趨勢改變了創新的方向,重新定義了技術發展路徑,甚至停止了一些諸如 crispr-ca93 這樣先進科技的發展。
  
產品設計貿易,由於其跨越國界的便利性而發展迅速。中等收入國家,看到了投資勞動力技能提升的商機,並透過提供較低成本的勞動力基礎,將自己發展為國際設計服務中心。低成本製造業持續下滑,低收入國家的利基市場地位也岌岌可危。
  
這種快速摒棄全球化的經濟發展模式,導致全球經濟成長的下降。在過去的 10 年裡,即從 2020 到現在,年平均成長率平均為 2.5%。本地化現象帶來了通貨膨脹和潛在滯脹的回歸。然而,目前的支持者稱之為「清潔性成長」,認為是一種「生活方式收入」,即具有更高水準的環境治理,和社會包容性的精神收入,相當於額外帶來 200 個經濟基點。
  

歸根結底,本土化運動和關鍵生產要素的逆全球化趨勢,從根本上改變了製造業的未來。 其中包括兩大轉變:
首先,由於生產本地化和產品客製化,導致價值鏈重組。規模較小的公司蓬勃發展,創業活動激增,全球化大企業的准入壁壘明顯增加。

客製需求給針對大眾市場的大型製造商,帶來了直接壓力。其他大型企業利用規模優勢,集中生產大宗基礎產品,放棄高端產品市場給中小企業。由於原料採購、產品加工和市場銷售都實現本地化,所有企業的供應鏈體系都發生巨大變化。
  
其次,它推動了增材製造和 3D 列印產業,更多的大數據和分析技術,讓敏捷的中小企業,可以成功地客製化生產服裝、食品和電子產品。
  

製造業的另一重大演變是行動城市製造單元的到來。這些小型自主製造單元,被運送到各個國家,借助當地勞動力,進一步開發客製化的內容。這不同於大型遠郊工廠,又可以利用較低的勞動力和其他成本,為工業製造業描繪出一幅與眾不同的未來景象。
  
目前社會轉型的大勢,洶湧而長久。加之愈演愈烈的環保壓力,以及政府的治理乏力,全球經濟成長和政府間合作,都有所降溫。只不過社會問題,不再是政府的工作重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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