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最近發表文章,從文化和教育上分析了,歐洲高科技行業落後於美國的原因,對於我們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文章全文如下:
歐盟委員會本月初發佈公告稱,正在調查亞馬遜在電子書銷售領域可能的反競爭行為,至此,歐洲對反壟斷的熱情似乎已經達到白熱化。蘋果、谷歌和Facebook都已成為歐盟調查的目標,而亞馬遜目前至少是三起調查的重點。
歐盟競爭專員瑪格麗特·維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想讓人們相信,這麼多美國高科技公司成為調查目標只是巧合。她本月告訴彭博社:“這只是反映了美國擁有眾多強大的公司,它們影響了其他地方的數位市場。”
但即使如此,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為什麼不是歐洲形成了這種創新氛圍,從而湧現這些取得巨大成功的科技公司?
換句話說,為什麼沒有美國監管機構,對歐洲高科技公司發起調查,針對它們在市場中的主導地位提起訴訟?
歐美差距加大
訪問紐約大學法學院反壟斷和智慧財產權教授斯科特·亨普希爾(Scott Hemphill) 指出:“很少有歐洲高科技公司,在美國擁有值得一提的市場力量。所以它們沒有得到美國反壟斷機構的太多關注,並不令人感到驚訝。”
一個鮮明的對比是:美國目前市值最大的10家公司中,有三家是過去半個世紀創立的高科技公司:蘋果、微軟和谷歌。而歐洲市值排名前10的公司中,沒有一家這樣的公司。
然而,如果這個世界還有那個地區,在科技實力上能與美國相抗衡,這非歐洲莫屬。歐洲擁有眾多一流的大學,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有富裕而熱愛技術的消費者,以及雄厚的投資資本。
在悠久的歷史長河中,歐洲誕生了許多改變世界的發明,包括印刷機、顯微鏡和望遠鏡使用的光學鏡片以及蒸汽機等。
但最近,歐洲所貢獻的重大發明沒有多少。《糖果粉碎傳奇》(Candy Crush Saga)開發商King數位娛樂公司(King Digital Entertainment)目前的總部位於英國倫敦,十年前創立於瑞典,那裡成為視訊遊戲創新的溫床。
德國人卡爾海因茲•勃蘭登堡(Karlheinz Brandenburg)據信是全新數位音樂格式MP3的發明者,而一個由兩名北歐人和三名東歐人組成的團隊,開發了語音溝通軟體Skype。但是,蘋果打造了MP3播放機iPod,eBay於2005年收購了Skype(現在由微軟所擁有)。
對於這一問題,歐洲並沒有忽視。上月,歐盟公佈了“數位單一市場”戰略,旨在促進歐洲的創業和消除創新障礙。許多歐洲國家試圖複製矽谷的成功模式,為此打造了幾個科技中心,如英國的牛津科學園(Oxford Science Park),德國柏林的“矽街”(Silicon
Allee)和慕尼克的伊薩爾谷(Isar Valley),愛爾蘭都柏林的矽港區(Silicon Docks)等。
文藝復興時代 達芬奇素描作品 |
丹麥經濟學家、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雅各·基爾克高(Jacob Kir kegaard) 指出:“他們都希望擁有自己的矽谷。但這些技術中心沒有哪一個,能在規模和專注於真正創新技術上,與美國矽谷相比。歐洲和世界其它地方只能在後面追趕美國,這令當地的決策者感到非常沮喪。”
出生於德國,史丹彿大學及其歐洲研究中心的經濟學助理教授佩特拉·莫澤(Petra Moser),她也認為“歐洲目前的狀況令人擔憂”。
她說:“他們試圖在慕尼克等地再打造一個矽谷,但至今收效甚微。歐洲與美國在體制和文化上的差異仍然巨大。”
文化傳統因素的影響
歐洲的創新存在體制性和結構性的障礙,如風險投資規模過小,和嚴格的就業法制約了增長。但基爾克高和莫澤指出,雖然就歐洲人和美國人的整體特性而言總有個別例外,但歐洲創新的主要障礙還是文化。
人們往往忽略了在美國初創公司成功的背後,是更多失敗的例子。“快速失敗,常常失敗”是矽谷的口頭禪,創新的自由與失敗的自由是密不可分的。在歐洲,創業失敗所帶來的恥辱感遠超美國。歐洲的破產法更具懲罰性,而相比之下,在美國,破產對許多成功的企業家而言簡直是一種成人儀式。
莫澤回憶道,在她的德國家鄉,一位商人因宣佈破產而自殺。她說:“在歐洲,創業失敗被視為個人的悲劇。在美國,這卻是一種榮譽徽章。像歐洲那樣的環境,根本不鼓勵人們大膽去冒險和創業。”
今天春天,當匿名社交應用Secret 聯合創始人大衛·貝陶(David Byttow)宣佈將關閉這家位於舊金山的初創公司時,他似乎沒有表現出一絲恐懼。他在博客中寫道:“我相信,快速失敗是為了繼續前進,以便為了犯新的和不同的錯誤。”
在矽谷,人們對於被炒魷魚,也很少感到或根本感覺不到什麼恥辱——蘋果聯合創始人史蒂夫·賈伯斯本人就曾經被迫離開蘋果。莫澤稱:“美國公司允許員工離職並嘗試去做別的事。如果成功,那很好,原來的公司會收購這家初創公司。如果沒有成功,他們會重新聘用他。這是一個卓越的系統,讓人們去試驗和嘗試各種事情。在德國,你不能這樣做。人們會因此而抱有成見,他們會認為這是不忠的表現。這是兩種非常不同的職業道德觀。”
圖片說明:1976年,蘋果聯合創始人史蒂夫•賈伯斯和史蒂夫•沃茲尼克在一起
基爾克高表示,對於谷歌或Facebook等所表現出的真正具有顛覆性的創新,歐洲人更難以接受。
他以打車服務Uber為例,儘管該公司的名字聽起來像德國的,這是一家徹頭徹尾的美國初創企業新貴。在歐洲,人們視Uber的降臨就像一種病毒的到來,同時它所受到的待遇也說明了現有計程車經營者的勢力強大。
基爾克高指出:“但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紐約人對於黃色計程車沒有那麼懷舊,但在倫敦,黑色計程車被視為倫敦的象徵。人們是如此喜歡它。對於日常消費的產品和服務,美國人總是表現得更為理智,而更少感情用事,因為這與他們國家和地區的身份無關。”
教育因素的影響
歐洲最偉大的創新之一是誕生了現代大學的“鼻祖”:成立於1088年的博洛尼亞大學,是全世界第一所大學。但作為研究和創新中心,歐洲大學的領導者地位早就讓位於美國。
由於重視早期測試和篩選,歐洲的教育體制往往是非常嚴格的。莫澤稱:“如果你在18歲時學習不是很好,你就出局了。這葬送了很多人的前途,他們本來可以更有做為,但從來沒有得到機會。那些17歲時最擅長死記硬背考試的,23歲是未必有創新能力。”她補充說,歐洲許多最具有創業精神的學生會去美國留學,並最終留在美國。
莫澤目前研究的課題是創造力。她說:“美國的教育體系則要寬容得多。學生可以後來居上,再創輝煌。”
即使是歐洲人一向自詡的教育孩子方式,莫澤也認為過於強調聽話一面。雖然她也承認,目前還沒有確鑿的科學證據來支持她的觀點,但“歐洲兒童可能會有更好的規矩,但最終美國兒童可能會能更自由地去探索新事物。”
即使歐洲人希望有所改變,但這些都不是容易改變的。莫澤稱:“在歐洲,穩定是寶貴的,而不平等是不太能容忍的。那裡有共用的文化傳統,人們不喜歡殘酷的競爭,金錢不是唯一重要的東西。這些可能都是很好的傳統。”但是歐洲人不能兩者兼得。她說,成功的創新者很快就會發現,這些文化上的條條框框很難被突破。
基爾克高表示同意莫澤的觀點。他說:“歐洲人骨子裡都是保守主義者。他們喜歡事物保持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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