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 Data時代的來臨,帶給我們眾多的衝擊,每個人都應當與時俱進、不斷提升,放棄殘缺的守舊思想,大膽接受新的挑戰。
探討Big Data時代將給我們帶來哪些變革,首先要搞清楚什麼是Big
Data,其次,要厘清Big Data會帶來哪些變革,最後,要思考如何應對Big Data時代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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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大數據?
國際資料公司定義了Big Data的四大特徵:海量的資料規模(vast)、快速的資料流程轉和動態的資料體系(velocity)、多樣的資料類型(variety)和巨大的資料價值(value)。僅從海量的資料規模來看,全球IP流量達到1EB所需的時間,在2001年需要1年,在2013年僅需1天,到2016年則僅需半天。全球新產生的資料年增40%,全球資訊總量每兩年就可翻番。
而根據2012年網路資料中心發佈的《數位宇宙2020》報告,2011年全球資料總量已達到1.87ZB(1ZB=10萬億億位元組),如果把這些資料刻成DVD,排起來的長度相當於從地球到月亮之間一個來回的距離,並且資料以每兩年翻一番的速度飛快增長。預計到2020年,全球資料總量將達到35~40ZB,10年間將增長20倍以上。
需要強調的是:所謂Big Data並不僅僅是指海量資料,而更多的是指這些資料都是非結構化的、殘缺的、無法用傳統的方法進行處理的資料。也正是因為應用了Big Data技術,美國谷歌公司才能比政府的公共衛生部門,早兩周時間預告2009 年甲型H1N1流感的暴發。
厘清大數據帶來了哪些變革
就像電力技術的應用不僅僅是發電、輸電那麼簡單,而是引發了整個生產模式的變革一樣,基於網路技術而發展起來的“Big
Data”應用,將會對人們的生產過程和商品交換過程產生顛覆性影響,資料的挖掘和分析只是整個變革過程中的一個技術手段,而遠非變革的全部。“Big Data”的本質是基於網路基礎上的資訊化應用,其真正的“魔力”在於資訊化與工業化的融合,使工業製造的生產效率得到大規模提升。
簡而言之,“Big Data”並不能生產出新的物質產品,也不能創造出新的市場需求,但能夠讓生產力大幅提升。
正如,《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作者肯尼士·庫克耶和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指出:資料的方式出現了3個變化:
第一,
人們處理的資料從樣本資料變成全部資料;
第二,
由於是全樣本資料,人們不得不接受資料的混雜性,而放棄對精確性的追求;
第三,
人類通過對大資料的處理,放棄對因果關係的渴求,轉而關注相互聯繫。
這一切代表著,人類告別總是試圖瞭解世界運轉方式背後深層原因的態度,而走向僅僅需要弄清現象之間的聯繫,以及利用這些資訊來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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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應對大數據帶來的挑戰
第一, Big Data將成為各類機構和組織,乃至國家層面重要的戰略資源。
在未來一段時間內,Big Data將成為提升機構和公司競爭力的有力武器。從某一層面來講,企業與企業的競爭已經演變為資料的競爭,工業時代引以自豪的廠房與流水線,變成資訊時代的伺服器。谷歌的伺服器超過了50萬台。重視資料資源的搜集、挖掘、分享與利用,成為當務之急。
第二,Big Data的公開與分享成為大勢所趨,政府部門必須身先士卒。
2013年6月在英國北愛爾蘭召開G8會議,簽署了《開放資料憲章》,要求各國政府對資料分類,並且公開14類核心資料,包括:公司、犯罪與司法、地球觀測、教育、能源與環境、財政與合同、地理空間、全球發展、治理問責與民主、保健、科學與研究、統計、社會流動性與福利和交通運輸與基礎設施。
第三,機構組織的變革與全球治理成為必然的選擇。
在工業時代,以高度的專業分工形成的韋伯式官僚制組織形態,確實具有較高的效率。然而,這種專業化分工一旦走向極致,就容易出現分工過細、龐大臃腫、條塊分割等弊端,無法有效應對新的挑戰。
Big Data技術提供了一種解困之道:在管理的流程中,管理物件和事務產生的資料流程只遵循資料本身性質和管理的要求,而不考慮專業分工上的區隔,順應了全球治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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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時任國際發展委員會主席勃蘭特,首次提出“全球治理”的概念。所謂全球治理,指的是通過具有約束力的國際規制(regimes)和有效的國際合作,解決全球性的政治、經濟、生態和安全問題,以維持正常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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