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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開始，歐洲太空總署的“羅塞塔”(Rosetta)計畫就像是一本懸疑小說：不僅一波三折，整個過程中還不乏令人束手無策的艱難時刻。
“菲萊”登陸器著陸（騰訊科技配圖）
克勞迪婭·亞歷山大(Claudia Alexander)15年來一直在等待這個時刻：讓一個洗衣機大小的探測器降落在高速飛行的彗星表面。
她知道這並不容易。彗星在太空中的飛行速度高達13.5萬公里/小時，它的表面由冰川覆蓋，佈滿了巨大的岩石和深溝。她不知道彗核究竟是何模樣，可能有著如滑石粉一樣的稠度，也可能有一部分像鑽石一般堅硬。
本週三，美國太空總署(NASA)的科學家與歐洲太空總署的同行們，在德國達姆施塔特的運營中心一同靜候這個飛行器的佳音，等到了這一歷史性時刻的到來。
“羅塞塔”計畫
等待總是伴隨著煩惱。彗星的重力只有地球的六萬分之一，科學家預計“菲萊”(Philae)號登陸器大約需要7個小時才能從母船“羅塞塔”（Rosetta）自由下落到彗星表面。之後，大約要經過28分鐘的延遲，信號才能從“羅塞塔”傳回地球。
“很多事情都可能出錯，”克勞迪婭最近在加州拉肯納達石嶺的NASA噴氣推進實驗室接受採訪時說，“但是我們必須要去嘗試一下。”
從一開始，歐洲太空總署的“羅塞塔”計畫就像是一本懸疑小說：不僅一波三折，整個過程中還不乏令人束手無策的艱難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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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etta Stone |
“羅塞塔”計畫名字取自埃及“羅塞塔石碑”，該大理石石碑製作於西元前196年，於1799年時，在埃及尼羅河三角洲的海港城市羅塞塔附近發現，上面刻有用聖書體、埃及草書和古希臘文寫成的詞文，是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重要史料。
“羅塞塔”計畫或許是歐洲太空總署迄今為止最具野心的項目：在67P/丘留莫夫-格拉西緬科彗星（Comet
Churyumov-Gerasimenko）經過太陽附近時，從“羅塞塔”軌道飛行器和“菲萊”著陸器上觀測這顆彗星。
克勞迪婭（騰訊科技配圖）
作為“羅塞塔”計畫的一名專案科學家，55歲的克勞迪婭負責管理NASA為該專案提供的各種支持，包括三台軌道設備，以及通過NASA的地面“深空網路”提供追蹤和導航支援。
她還在兩個機構之間扮演了外交官的角色，但這個角色有時非常棘手，NASA還不習慣在這樣備受矚目的任務重扮演支持角色。
“我們有自己的做事方式。”她說，“當你看到別人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做事，卻沒有採用我們的模式時，我們總是想說，‘這根本行不通。’”
“我真心希望人們能明白，要做成這些事情是非常困難的。”克勞迪婭說，“所以如果能成功，我們都會激動不已，這是因為我們都有這樣一種感覺——這究竟是怎麼實現的？”
黑人女科學家的15年
彗星一直以來都令太空科學家著迷不已，因為他們相信，這些天體是在太陽系誕生初期形成的，而冰凍在彗核中的物質，與行星的原始構成物質相同。
歐洲太空總署的研究人員之所以將該項目命名為“羅塞塔”，是因為他們相信，對彗星的研究將揭開太陽系的奧秘，就像羅塞塔石碑幫助我們解開了人類古代文化的一大謎團一樣。
克勞迪婭在他的電腦上方擺一張羅塞塔石碑的照片。（事實上，她還搜集了一整套羅塞塔石碑的主題用品，包括鍋墊、滑鼠墊，甚至一張她在大英博物館裡站在那塊石碑旁拍攝的照片。）
2000年，她加入羅塞塔計畫擔任專案科學家時剛剛40歲。雖然對於這樣一個職位而言，她還略顯年輕，但卻並非沒有資歷——她讀博士時的研究方向就是彗星熱物理核心建模，她之前已經參與過NASA的“伽利略”火星探測專案。
在NASA管理層看來，她的年齡反而是一大優勢。“他們希望能有人從頭到尾參與這個項目。”她說。
在這樣一個以白人男性為主的行業中，她也希望以非洲裔美國女性的身份，成為這兩大機構之間的優秀聯絡員。
“我已經習慣於遊走在兩種文化之間。”她說，“對我來說，這是我人生使命的一部分——把我們從無知狀態帶入有知狀態，展開一些並非每天都可以展開的大膽探索。”
無奈的三年休眠期
當歐洲太空總署1993年批准這個專案時，他們原計劃將軌道飛行器和登陸器送到一顆相對較小的“維爾塔寧”（Wirtanen）彗星上，其直徑大約為1公里。
好在67P彗星的尺寸是“維爾塔寧”的4倍，這也讓研究人員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間。但並非所有人都相信“菲萊”可以在這顆新彗星上著陸，因為“菲萊”登陸器是針對一顆體積小得多的彗星設計的，所以其重力也要小得多。倘若新彗星密度過大，登陸器降落後可能損壞。
新的飛行計畫要將軌道飛行器送到距離太陽更遠的地方，這同樣是個問題。軌道飛行器依靠兩個翼展達32米的巨大太陽能電池板供電，如果飛行器距離太陽太遠，電池板可能無法產生足夠的電量。
歐洲太空總署的科學家和工程師被逼無奈，只能設計一項包含3年休眠期的飛行計畫。
“這令很多人都緊張萬分。”NASA噴氣推進實驗室的保羅·維斯曼(Paul Weissman)說，他是該項目的五位跨學科科學家之一，也是唯一一位來自美國的跨學科科學家。
在被問及她是否是一個敢於冒險的人時，克勞迪婭停頓了一下。
“我顯然不是那種喜歡在身體上冒險的人。我不想從飛機上一躍而下，也不想攀登懸崖峭壁，但我喜歡在生活沖承擔很多社會學上的風險。”她說，“我周圍的人沒有一個希望我從事現在這份職業，無論是家人還是朋友都不希望。”
“所以應該這麼說，我承受的是一種不同尋常的風險。”
被束縛十年的登陸者
“羅塞塔”終於在2004年3月開始了史詩般的太空之旅。7年後，歐洲宇航局的團隊小心翼翼地讓它進入休眠狀態。今年1月20日，這艘飛船上的4個鬧鐘將其從創紀錄的睡眠中喚醒。
“我在家裡盯著它蘇醒的信號，那時天還大早。”克勞迪婭回憶說，“鳥兒甚至都沒有開始鳴叫，天空還是一片黑暗——這不只是文字上的描述，還帶有一絲隱喻。”
“大約45分鐘後，我伴隨著鐘錶的滴答聲等待著，我亟不可待地渴望知道我們什麼時候會失敗……隨後，信號傳來了。上帝呀，這簡直是天大的福音。”
從8月初開始，“羅塞塔”便進入了67P彗星的軌道，觀測它的表面，並搜集各種資訊，以便為“菲萊”選擇最佳登陸點——這個登陸器十年來一直被綁在“羅塞塔”上沒有施展自己的能力。
之後，他們又碰到了一個新麻煩：沒有一個理想的登陸點。
“當我們得到解析度更高的圖像時，我們的想法從‘我覺得應該在那裡登陸！’變成了‘還有沒有其他選擇？’”克勞迪婭說。
他們最終選擇了克勞迪婭所謂的“差中最優”的登陸點——那裡有足夠的陽光為“菲萊”的太陽能電池板供電，那裡的溝壑恰好比較淺，岩石也相對較少。
但當登陸日期逐步臨近時，克勞迪婭的焦慮情緒卻越發強烈。
“我目不轉睛地盯著高清圖像，心裡不停地說——我們到底是怎麼想的？那些溝壑看起來太恐怖了！”她說。
克勞迪婭在歐洲太空總署的同行馬特·泰勒(Matt Taylor)說，他們完全明白在這顆彗星上登陸所面臨的挑戰。
“我們從第一天就知道要在彗星登陸肯定需要承擔巨大風險。”他說，“畢竟，這是史無前例的項目。如果那麼容易做到，肯定早就有人做到了。”
即使“菲萊”無法完美著陸，也不會前功盡棄。這個登陸器將會在開始下降的同時立刻拍攝照片，提供迄今為止最好的彗核圖像。它底部的感測器還將傳回彗星表面的質地資料。另外一項實驗還將對彗核進行CT掃描。
“即便只是這樣，也將成為彗星科學的一大進步。”克勞迪婭說。
但這仍然無法減輕她的擔憂——“菲萊”離開“羅塞塔”奔向彗星的那一刻，必將令她揪心不已。
“我們對下降過程幾乎無法施加任何控制，所以似乎只能聽天由命。突然之間，整個事態似乎都已經不受我們掌控。”
台北京時間11月13日零時5分，“菲萊”成功軟著陸彗星，成為人類首顆降落在彗星上的探測器。克勞迪婭的心終於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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