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現在熱議的“大數據”來源於社會主義實驗？這是哪來的天方夜譚？近期美國《紐約客》雜誌以《計畫機器》為題，鉤沉了這一段歷史，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以下是澎湃新聞整理的關於智利這個中央經濟計畫工程機器的一些有趣事實。
1.早在1971 年，“網際網路”一詞尚未誕生時，智利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就已經下令打造一個由電報機組成的網路系統。這個社會主義實驗產物，旨在使用類似電腦網路的系統來統籌管理國民經濟，曾經在1972年成功解決卡車司機大罷工導致的食品短缺危機。後來因皮諾切特政變上台、阿連德身亡而遭廢棄。
2.這個專案被稱為“協同控制工程”（Project
Cybersyn），它是一台超級“計畫機器”。它能夠即時地將資料從智利的國有工廠，傳輸到位於聖地牙哥的一個運營中心。在那裡，這些收集到的資料被輸入一個類比軟體中，用來監督生產情況，並在物料不足或配額未達成的情況下發出警報。這種工作方式與如今被稱為“大數據”的技術極其相似。儘管工程最終失敗了，它仍然為如今被稱為“工業網路”的網路打下了基礎，它證明了：通過感測器、網路和軟體互相連接的機器遠比單獨工作時更富有成效。
3.“協同控制工程”最酷炫的部分是指揮中心的操作室，它坐落於聖地牙哥市中心的國家電信公司內院。這個一個六邊形、直徑10米的房間，房間中間放置著七張橙白交織的玻璃纖維旋轉椅，椅子上一側扶手密佈按鈕，另一側設計了煙灰缸和酒杯槽。全面實行無紙化辦公，不使用任何桌子和紙筆。這個房間充滿了未來感，很像庫布裡克電影《2001太空漫遊》中的場景。
4.操作室牆上是四塊顏色豐富的顯示幕，觸摸椅子扶手中的按鍵，螢幕上就可以顯示數以百計的圖片和資料，提供與經濟運行有關的統計資料。還有一面螢幕被作為模擬器使用，通過設定不同價格、產量配額和能源配額，即可估算國家經濟走勢。不過限於當時技術，螢幕上的內容必須由四位元身手敏捷的女職員手動記錄。
5.最有趣的是，螢幕上還預留了顯示整個國家情緒指數的位置。如何知道國民情緒呢？這個工程有個偉大的設想：在智利的每家每戶客廳裡安裝一個感測器，兩極標注“幸福”與“不幸”，人們每天根據自己的心情指數撥動感測器，這種幸福資料將通過電視或無線電波返回到中央規劃，在操作室螢幕上產生一個國民幸福指數。飽含人文關懷！也許也應該預留“智利民族復興指數”顯示視窗，即時顯示完成進度。
6.阿連德為何如此科幻？他是阿西莫夫讀得比馬克思還多的領導者嗎？事實上對於如何管理國民經濟，他有自己獨特的想法。1970年，阿連德通過自由選舉上台時，他面對的是從上屆政府手中繼承的一片混亂的礦山和工廠，其中一些被工人佔領，一些被私人持有，只有極少數尚能有效率地運作。當務之急是將國家重點產業國有化，因此阿連德自然想建立一個“超現代資訊系統”，這個系統可以向政府官員顯示全國的工廠如何運行，以及國民如何快樂，並且這一切都得是即時的！
7.阿連德於是任命了一位名叫費爾南多·弗洛雷斯的年輕人，要求他負責全盤統籌國有化運動。弗洛雷斯是當時前衛的“控制論”的追隨者，他的最大偶像是英國控制論大師斯塔福德·比爾。受命當年7月，費爾南多·弗洛雷斯寫信向比爾求助。收到信的比爾大感意外，隨即欣然前往智利，著手打造這個龐大網路。
8.接下來的兩年間，比爾沒日沒夜地工作。他的付出帶來了驚人的回報：以異乎尋常的快節奏，一套嶄新的資訊交互系統在
智利狹長的國土上初具雛形，從北方炙熱的沙漠到南部冰冷的草原，它攜帶各個工廠的日常資訊、重要原材料的流動、曠工率等資料開始了運作。
9.外界如此描述這位生於1926年的科學天才的成就：首次將控制論應用於管理，並致力於開發通訊技術在控制社會、生物和技術系統中的作用。智利經濟中央計畫機器工程名字中的cybersyn一詞即是cybernetic synergy（“協同控制論”）的縮寫。“Cybernetic”是法國科學家安培（沒錯，就是那個電流單位）創造的新詞，1948年，另一位控制論理論家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在《動物與機器》一書中將其借用過來，改造成現在所知的“控制論”的意思。
法國科學家安德列-馬里·安培（André-Marie Ampère，1775年－1836年）首先提出“cybernetic”一詞，經後人發揮，它變成了今日“賽博空間”一詞的詞源。
10.由cybernetic一詞反向構詞（back-formation）出來的“cyber-”詞根後來衍生出“與網路有關的”之義，其中最著名的單詞成員是“cyberspace”：賽博空間。賽博空間即起源於控制論。
11.諾伯特·維納的《動物與機器》全稱《控制論：或關於在動物和機器中控制和通訊的科學》，是一本狂野的書。這可以從其章節名字上看出來：第一章：牛頓時間觀和柏格森時間觀；第二章：群與統計力學；……第五章：電腦與神經系統；第六章：格式塔與普世；第七章：控制論與精神病理學；……第九章：論學習與自生機器；第十章：腦波與自控系統。作為醫學博士的阿連德估計對此會興致盎然。
控制論大師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1894-1964年），著有狂野的《動物與機器》一書。
12.斯塔福德·比爾很快地造出了“協同控制工程”的原型。在系統中，由電腦標記出需要立即處理的問題，或幫助模擬每一個決策的長期後果。通過分析海量資料，它理論上可以像先知般提醒管理者任何可能導致不穩定的因素。1972年，在機器的幫助下，智利政府成功解決卡車司機大罷工導致的食品短缺危機。
13.但是理想與現實畢竟存在差距，尤其在當時技術受限的情況下。1972年12月30日，阿連德親臨指揮中心，興奮地按下了轉椅上的一個按鈕，“嘟”，“藍屏”了，啊不，更準確地說是，螢幕上跳出了一堆錯誤資訊。他忙不迭地安撫工作人員，“別害怕，繼續工作。”
14.在另一個例子中，某水泥廠經理發現即將到來的煤炭短缺可能導致公司停產，於是親赴煤礦解決了問題。過了幾天，他收到了“協同控制工程”的通知——要當心煤炭危機！由於存在嚴重的資訊延遲，工廠後來並沒有多少動力去報告真實資料。
15.阿連德對該計畫深信不疑。比爾確定，即便對相關理論一竅不通，這位當過醫生的總統也會“本能地理解”自己對網路的生物學特性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兩人都堅信，協同控制工程並非旨在監視和控制人民，而是允許工人參與管理，並與中央政府建立互信真誠的合作。
比爾所畫的流程圖，顯示如何使用各種通訊手段將這台計畫機器與國民生活關聯起來。
16. “電腦和孩子一樣，官老爺離不開它。”1972年，智利鄉村歌手安格爾·帕拉這樣唱道。
“智利被電腦掌握了！”1973年，英國《觀察家報》在頭條這樣宣稱。
17. 1973年9月11日，皮諾切特將軍領導軍隊發動了針對阿連德的軍事政變。阿連德在總統府前中彈身亡。多年來，阿連德的支持者幾乎一致認為他是被政變軍人殺害的。近年來，他死於自殺的這一版本慢慢開始為人接受。皮諾切特上台後，不能容忍中央經濟規劃，試圖讓經濟在自由市場的環境下發展，這個瘋狂的“協同控制工程”隨即遭到廢棄。後來，人們在倉庫中發現了500台嶄新的電報機——沒人知道這東西怎麼用。
18.皮諾切特與阿連德對經濟的不同看法，背後是市場與計畫之爭，這牽扯到20世紀經濟思想史中著名的社會主義核算爭論（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這場爭論集中於計劃經濟把生產資料的分配，作為資本市場的替代品的應用，以及就效率和生產力而言，哪種安排方式能優於資本主義。爭論產生於奧地利經濟學派之間，代表人物是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和弗裡德里希·哈耶克，二人否定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可行性。
19.哈耶克以堅持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經濟而著稱。比爾和哈耶克互相認識。比爾曾經在日記中寫道，1960年他在美國伊里諾斯州開會時，向與會者展示了“協同控制工程”的設想，同時參會的哈耶克甚至當面誇讚這個想法。哈耶克後來一度成為皮諾切特的經濟顧問，同他與米塞斯的共同好友、芝加哥學派的領軍人物密爾頓·弗裡德曼在智利開展新自由主義試驗，為兩人學術生涯留下飽富爭議的話題。
哈耶克、弗裡德曼與皮諾切特的關係是二人學術生涯中的爭議話題。左為弗裡德曼，右為皮諾切特將軍。
20.阿連德下臺後比爾的命運。1973年6月，激進軍人出動坦克包圍總統府時，比爾不得不離開智利首都以避風頭。9月11日，在倫敦發表了一番力挺阿連德的演說後，剛打算飛回聖地牙哥的比爾被報紙上的一條消息震驚：智利爆發軍事政變，阿連德身亡。在聖地牙哥，與“協同控制工程”有關的一切都被軍政府丟進了垃圾堆，但管理控制論仍在繁榮發展。比爾也並沒有放棄追求。晚年，這位不安分的理想主義者先後試圖在烏拉圭、委內瑞拉、加拿大等國重建類似的系統，一次次被當地官僚阻止。1980年，他致信辛巴威總統羅伯特·穆加貝，希望激起他對國家資訊網路的興趣，後者沒有回應。
21.阿連德的助手費爾南多·弗洛雷斯政變後鋃鐺入獄。1976年，他因大赦國際的努力而獲釋，移居美國並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進修，研究馬丁·海德格爾和J·L·奧斯丁（《如何以言行事》作者）。
22.“協同控制工程”技術上失敗的原因：真正的大資料需要同樣強大的軟體對其進行分析。相對的，也需要遠超過“協同控制工程”計畫所用的電報機和大型主機性能的硬體、存放裝置和頻寬來提供支援。這是當時的技術條件遠遠無法滿足的。“大資料”的首要條件是能處理海量資訊。比如在資訊爆炸的起源之一——天文學上，可以看出，我們的數字世界如何極速擴張：2000年斯隆數字巡天（Sloan Digital
Sky Survey）專案啟動的時候，位於新墨西哥州的望遠鏡在短短幾周內收集到的資料，已經比天文學歷史上總共收集的資料還要多。到了2010年，資訊檔案已經高達1.4×2的42次方位元組。2016年，智利即將投入使用的大型視場全景巡天望遠鏡（Large Synoptic Survey Telescope）能在五天之內就獲得同樣多的資訊。
23.一個題外話：“協同控制工程”操作室由德國人Gui
Bonsiepe設計，他著有《民主與設計》一書。此君畢業並執教於戰後德國最重要的設計學院——烏爾姆造型學院（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 Ulm），直到1968年學院解散後，他才去了南美。烏爾姆造型學院與德國博朗公司合作，同博朗公司著名的設計師迪特·拉姆斯一道，在當代工業設計史中留下諸多經典產品，這種“少，卻更好”的設計思想後來深深地影響了一個叫史蒂夫·賈伯斯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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